版法

版,版牍,古人书写用的木片和竹简。版法,即刻在版牍上的法典、规章,即“常法”。本篇论述了君主执政的三项重大原则问题,其主旨是说明执政治国的关键在于正君心、顺天时、得人和,以及要赏罚严明、任用贤人、与民同利。文章指出,君主应当“无私”,即端正心态,不以个人好恶行事,要“法天”“象地”“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正彼天植”,不私亲疏;然后要“审用财力”“正法直度”,辅之以教化利导,才能“令往民移”,从而在治理国家上能得心应手。其次要“无违”。“风雨无违”不仅指“不违农事”“不违天时”,同时又借风雨之兴来喻指民怨之生、祸乱之始自有其内在因由,君主举事应当不违背自然规律,应“成事以质”,使人民能够承受得了、活得下去,即顺应天时,量力而行。其三是“合德”。即普施德泽,君主应有“悦众”之心胸,“兼爱无遗”,与民“同利”,使“远近高下,各得其嗣”,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如此方能息民怨而绝祸乱。只有在理顺此“三经”之后,才能得民心、避祸乱,才能“有国”“安高”,使君主地位得以巩固,长治久安。 本文体现了《管子》的重法思想,文中所强调的“法治”及“民本”思想,是颇为重要的政治经验,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本篇以管子政教之精华刻载于版,欲使遗留后世,供当时行政人员参考,故颇多精语,不但为当时行政之指针,也可为后世之借鉴。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经既饬,君乃有国。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
凡君主要做好治国大事,首先要端正他的心志;其次是不违背人心的客观规律和风来雨到的自然天时,再次处理好与远近高下各类人的关系,使其各得其所;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国君便可以保有他的政权和国家。人君不以一己之喜而滥赏,也不以一己之怒而滥杀。如果是凭一己之喜而赏,凭一己之怒而杀,民众就会心生怨恨,政令就会废弛。假如君主屡次发下政令都不能推行,民心就会向外背离。怀有背叛之心的人,一旦在外结成党羽,祸乱就会开始萌芽滋生。一旦激起了群众的共愤,就会寡不敌众,没法图谋应付。兴办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一定要预计到事情的结局;废除自己所厌恶的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后果。用赏赐嘉勉敦厚恭敬之人,使其得到表彰和赞扬;用优厚的俸禄增加有功之人的财富,以此使其得到鼓舞和激励;用尊贵的爵位来提升有名望的贤才,以此使其尽得声望和美誉。广施仁爱,全面爱护抚恤各地臣民而没有任何遗弃,这才能称得上是君主的胸怀。一定要先行教育训化,使万民都趋向好的风尚;然后经常给予实惠利益引导,民众就会积极担当起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
征取民众人力物力,要比照一下自己设身处地来考虑;朝廷兴办大事,要根据实际力量来做。要详细斟酌国家的财政用度和民力,慎重地对待施惠和酬报,明察事物的分量与劳力的使用限度,反复衡量轻重利害。所以,君主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征用民力不可以过度。用财吝啬就会引起悖逆,民众难免生出逆反之心;征用民力过度,民众则疲劳不堪。民众生活困苦、生存权得不到满足,政令便将遭到轻慢而无效;民众整日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通行。施惠和酬报不得当,奖赏无从施行,祸乱就将开始发生;祸患已发生滋长而人君尚不觉悟,民众就将自谋生路、意图造反了。制度公平,法律公正,执行起来明确严谨;有罪当杀的,不予宽赦;执行杀戮必守信用,一定言出法随、说到做到,民众就会被镇服而心生恐惧。权威既已明示于众,法令就不必一再颁行和重申。对于怠惰的人,要通过教育、训斥,使其感到羞愧、知耻;对于有过错失误的人进行责罚,要通过处罚惩戒予以警告;对于犯死罪的人,要通过杀戮予以集体震慑。君主以法治国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戾邪僻的人们就自然会内心恐惧。乖戾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进和变化,一旦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会遵照执行、顺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