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法

圣明的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心而不依靠私心，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这样之后君主自身安闲而天下得治。失国的国君就不是这样，舍弃法度而依靠智谋，因此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因此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舍弃公心而依靠私心，因此百姓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舍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百姓迷惑不解，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这样，他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纵马游猎，鸣钟击鼓，吹竽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禁忌拘束。君主不用思考不用忧虑，不用担心不用筹划，有利于其身体，方便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得治。所以，君主能够以道治国，就不费心，不劳神，不耗费体力，而土地自然就开拓了，粮仓府库自然就充实了，积蓄自然就增加了，兵力自然就强大了，群臣不诈伪，百官无奸邪，有奇技淫巧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孟浪的行动来过度夸大自我，以求获得君主的赏识。

从前尧治理天下，像是黏土已经和好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就像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因此人民招之就来，推之即去，役使他们就能够成事，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因此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施行与禁止的法令罢了。黄帝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因此黄帝的治理方法，就是定好律令而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派生的。法就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家必有法；法不统一，那么国君就会不吉祥；人民不守法，也不吉祥；国家变更法度来管理人民，就吉祥。群臣不用礼仪道义来教育百姓，就不祥；大小百官与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治国，就不祥。”所以说：法令不可以恒定不变，但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君主与群臣、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地位尊贵之人与地位卑贱之人，都必须依法行事。所以说，要效法古时的法治。使社会上没有私下请托保举的人，也没有那种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的人，没有奇装异服，没有不合法度的行为，所有的人都遵守法律为君主服务。

所以圣明君主必须始终坚持以下两条：一是明确法令并坚定执行，二是禁止权贵盗用国法役使民众。这两条是君主应当始终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百姓行动役使下民的；私，是下民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设定法度并坚定执行，这样那些能干懂法而博学多识的人，就不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能惑乱君主了；万事万物不在法度之中就不能施行。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都是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那些能干懂法而博学多识的人就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就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干预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施以私恩使百姓归附，并克扣国家财产豢养私党。在这种情况下，希求法度通行，国家得治，就不可能实现。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国家卿相不能够克扣公财豢养私党，群臣不能任用自己亲昵的人。圣明的君主明确法度并坚定地执行，这样，群臣协力同心，来侍奉君主；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做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都遵从法律，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私自行赏，厌恶某人却不私自加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律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私自行赏，厌恶某人就私自加罚，背离大臣与左右下属，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私自行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私自加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信大臣摆布，是危险的君主。所以做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掌握的权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的。君主所要占据的领域有四：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君主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君主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君主失权失位，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些歪曲法度，有些毁弃政令的事情，都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去做的。因此，权贵之臣不能威胁君主，富贵之人不能贿赂君主，贫贱之人不能讨好君主，近臣不能亲昵君主，美色不能迷惑君主。坚定地坚持法令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

所以，圣明君主陈布制度仪法，像天地那样的坚定，像列星那样的稳固，像日月那样的光明，像四时运行那样准确，这样，那么法令颁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旋即就被废除，命令发出以后被收回，歪曲公法以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君主，富人就能贿赂君主，贱者就能讨好君主，近臣就能亲昵君主，美色也就能迷惑君主。这五方面，君主不能禁止自身，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对君主的怨恨。君主的权力天天被侵害，对君主的怨恨也天天产生着，这就是失国之君所遵循的道路。

凡是身为君主却不能施行法令，也不能任意施行自己的心意，而是看着贵臣行事，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种状况，就称作贵臣能够威胁君主。富人用金珠宝玉侍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由此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种状况，就称作富人能够贿赂君主。贱者以驯服卑贱而恭敬悲伤的神色来哀告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种状况，就称作贱者能够讨好君主。近臣利用其靠近君主的亲密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种状况，就称作近臣能够亲昵君主。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谄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种状况，就称作美色能够迷惑君主。

国家得治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君主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定罪杀人而受罚者心无怨恨，按功行赏而受赏者不会感恩戴德。依靠法制办事，就如同天地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的政令。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但现在的乱政之君就不是如此，乱君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乱君遭受蒙蔽、造成失位的原因。君主废弃公法而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私说在国内宣扬，人们还将勾结党徒来建立私人势力，通过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人人费尽心机以求得到君主宠幸。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从此产生了。

君与臣的关系，就好比天和地的位置。百姓，就好比万物的样子。百姓应该各自按其职分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执行君主的命令，即便有伤损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执行君主的命令，即便有功业建立，也要处死罪。这样下位者侍奉上位者，就像回响响应声音一样；大臣侍奉君主，就像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回应；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得治的办法。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就是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有伤损失败，就加以处罚，就是使人们考虑利害关系而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关系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