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

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民众富裕就容易治理，民众穷困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民众富裕就安于乡里，不愿意离开家园，安土重迁就会尊敬长上而害怕犯罪，尊敬长上而害怕犯罪也就容易治理了。民众贫困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就敢于侵凌长上而违法乱纪了，侵凌长上而违法乱纪就难以治理了。所以太平国家往往是富裕的，混乱国家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处理国政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统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因为国富而粮多。而国富粮多都来源于农业，所以历代圣王都重视农业。大凡治国的当务之急，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末业和奢侈品制作。工商末业和奢侈品制作得到禁止，那么民众就无法游居求食，民众无法游居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生产。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就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增多；粮食增多，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强盛；兵力强盛，战斗就可以取胜；战斗取胜，土地就可得到扩大。所以，先王知道增加人口、增强兵力、扩大土地、富裕国家，必须依赖粮食，所以他们禁止发展工商业，禁止生产奢侈品，以求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现在从事工商业、制作奢侈品的人，干一天可以吃五天。而农民终年劳作，却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人们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民众放弃农业而经营工商业，土地就会抛荒，国家就会贫穷。大凡从事农业的人，按月计算则收入不足，按年计算才会有余，而上面征税紧急，又不根据农时，农民只好靠借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国家税收。耕田种地都有季节性，而届时雨水不一定充足，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秋天从农民手中买粮的价钱是“五”，春天卖粮给农民的价钱却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因此，如果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有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各种劳役，这些一年四季加起来，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即使对外逃者处以刑罚也无法制止农民外逃，这都是因为农民粮食少而没有积蓄啊。

常山以东，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得早而凋落得晚，是粮食生长成熟的好地方。一年四时都可以种植而五谷都可丰收，中等年成，每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就可以生产粮食两百石。如今粮仓空虚而民众没有存粮，农民不得不卖儿卖女，原因在于君主没有想方设法均衡他们的收入。所以先圣总是让农、士、商、工轮换其工作，这样一年的收入，就无法互相超越。因此民众劳作一致而收入均等。民众同样劳作，田地就会得到开垦，奸巧之事就不会产生。田地开垦了粮食就多，粮食多了国家就富裕，奸巧之事没有了，人民就安定。富裕而又安定，这正是王者之道。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将会灭亡，生产粮食却消费光的仅能称霸，粮食生产充足又用不完的国家才能称王。粮食，能吸引人口；粮食，能招致财富；粮食，能开拓疆土。粮食多，天下的物产就都来了。因此舜第一次率民迁徙的时候，发展农耕而建成小邑，第二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了大都，到第三次迁徙的时候，就建成了国家。舜并没有采用严厉的刑罚、严酷的禁令，但民众都归向他。这是因为离开他必定受害，跟着他必然得利。

古代的圣王，往往善于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百姓都归顺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生产。所谓除害，就是防止妨碍农业生产。农业发展，粮食收入就多；粮食收入多，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民众就安居家乡爱惜家园；民众安居家乡爱惜家园，那么即使对之移风易俗，驱使调遣，甚至有所杀戮，民众也不会反感。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君主不发展农业生产，粮食就少；粮食少，民众就穷；民众贫穷，就轻视家园；轻视家园，就容易外流；轻易外流，君主的政令就不能得到坚决执行；君主的政令不能坚决执行，那么禁令也就不能坚决落实；禁令不能坚决落实，打仗就不能必胜，防守也不能稳固了。政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落实，战争不能必胜，防守不能稳固，这就叫寄生之君。这便是不致力于发展粮食生产而缺少粮食的危害。粮食生产，是君主的根本大事，是国君的重要任务，是拥有民众的途径，是治理国家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