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度

齐桓公问管仲：“自燧人氏时期以来的经济大计可否讲给我听一听？”管仲回答道：“自燧人氏时期以来，没有不以轻重权变治理天下的。共工治国之时，水占天下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共工便利用这个天然形成的地理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他封禁山林，限制器物制造，火烧山林，破毁荒地，焚烧草木茂盛的沼泽，驱逐禽兽，实际上是以此控制那些富裕之人，然后天下可以供他驱使。到了尧、舜统治时期，之所以天下得以统一，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在南方有江、汉的珍珠为贵，他们追捕禽兽的时候，让大夫也参与其中的环节。”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道：“他们命诸侯准备入朝为官的儿子，必须穿裘制成的服饰，上大夫的衣袖需以豹皮镶边，中大夫的衣襟需以豹皮制作。因此，大夫们用他们的邑属粮食与财物来购买虎豹之皮。所以山林中的猎人追捕禽兽的时候，就好像追捕父母的仇人一样，因此君主只要穿戴朝服端坐于朝堂，禽兽在外自会被制服，大夫已经散出了财物，数以万计的民众便得到了其中的利益。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权变之术。”

齐桓公问道：“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什么叫做事名二？”管仲答道：“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管仲答道：“权、衡、规、矩、准，这些就是正名五。它表现在色彩上，是青、黄、白、黑、赤。它表现在声音上，是宫、商、羽、徵、角。它表现在味道上，是酸、辛、咸、苦、甘。事名二、正名五，君主用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味道可用来控制民众的口舌；声音可用来控制民众的耳朵；色彩可用来控制民众的眼睛。君主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国家灭亡；大夫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权势消逝；百姓如果失去事名二、正名五，就会使他的家庭败落。这是国家最重要的治理手段，称之为‘国机’。”

轻重家的法则说：“自称自己能当司马却不能胜任司马这个职位的人，应该杀了他血祭战鼓。自称能够治理好农事却无法做到的人，应该杀了他来血祭社神。自称自己可以担当官都却不能胜任官都的人，应该断了他的双足令他守门。”所以没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大言不惭地自称自己有能力而混得高官厚禄。所以使不论是互相保举引荐的官都一类的高官，还是守门击柝这样的小官，不能胜任的都要被剥夺官爵，依法处置。

齐桓公问管子：“请谈谈‘大准’。”管子回答道：“‘大准’就是天下众国都能够制衡我们而我们不能自主，这就是‘大准’。”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道：“假如如今天下各国举兵进犯我们，臣子中有能够谋划振兴国家维持经济平衡策略的，要割土地分封给他；臣子中有能够指挥战车兵马打退敌方建立功勋的，也要割土地分封给他。然而这是全天下在替君主分封君主的大臣，不是君主自己分封了他们。天下已经分给了君主的大臣十里土地，天下只要有异动，就又分封给君主的商人二十里土地。君主的商人本身并不是富有的，是邻国让他们富有起来。邻国每有动乱，就会再次使君主的商人更加富裕。这样，贫穷的人越发贫穷，富有的人越发富有，这就是‘大准’的方式。”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假如如今天下各国举兵进犯我们，民众丢掉他们的农耕工具，而拿着兵器外出参战，这样国家的土地就得不到耕种。这不能算是天灾，这是人祸。君主早上下令而晚上便要求准备齐全，民众只能纷纷将他们的财物和粮食大肆出售，低价卖掉。商人买下这些东西并囤积着，这样国家财力的十分之一就控制在商人手中。战事结束之后，民众返回继续耕种...

管子说：“君主控制住经济的根本，那么民众就无法把握其末端。君主控制了开端，那么民众就无法把握其结尾。在流通中的财物，就让它们在关市上交税。粮食中的财富，就守住春秋两季的价格变动。物品中的财富，就定好价格规定让它们施行。这样，物资只要有变动就可以有相应的措施应对。所以，预先占领物资流通的渠道，商人就无计可施；守住物资由上至下的流通过程，商人就不得操纵经济而失去了高额的利润。于是君主把握好四方价格的高低，国家就没有投机的商贾，价格高低相当，这就是国家经济平衡。用这种方法来控制经济，那么财力将都能回归到君主手中。”

管子说：“善于管理商业的人，应该由政府设立肆长，政府设有肆长调控经济，那么市场就无人问津，市场空闲那么无利可图的百姓就会充实到农田中从事农耕，从事农耕的人员充足那么人民的财产就充足，人民的财产充足那么君主就能收到源源不断的税赋。如今却不是如此，商人抬高物价而君主任其抬高物价，物价一旦上涨就无法降低；商人降低物价而君主任其降低物价，物价一旦降低就无法上涨。天下善于管理经济的君主却不是如此，商人抬高物价君主就降低物价，商人降低物价君主就抬高物价，这是削减多余的部分以补不足的方法。所以凡是不能调控人民财利的君主，不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不能明察经济终始的君主，不可以把经济管理到最好。调整价格高低以控制经济，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国家管控盐铁，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国家经营锡金，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这五种官办经济的获益，足以使国家不用向百姓收敛钱财。”

齐桓公问管子：“轻重权变之术什么时候可以终止？”管子回答道：“就好像四季变换，没有终止之期。国家有忧患的时候，就运用轻重权变改变粮食价格来调控财用，积蓄收存盈余以备奖赏之需。天下归服，海内一统，这时就要使那些有诚信讲仁义的人士富起来。因此，人民就会重视礼让，就不会再有行为不合规矩的人。轻重权变之术，在诸侯不安定的时候可以用于支持发动战争，在诸侯都臣服归顺的时候可以用来推广仁义之道。”管子说：“如果要一年的耕种可供五年食用，就按五倍价格出售粮食。要一年的耕种可供六年食用，就按六倍的价格出售粮食。按照这种做法，两年的耕种可供十一年食用。只有可以从富人那儿夺取财富，可以给穷人施予财富，才可以治理好天下。而且如果天下的人都可以遵循并实践轻重之道，那么天下就可以统一了。对待天下的人，就是要让他们被调配却感受不到被调配，被利用却感受不到被利用。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不需要说出驱使的命令，可以使百姓不得不被驱使；不需要说出利用的命令，可以使百姓不得不被利用。”

管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好像黄金和秤砣相平衡的关系一样，如果秤砣加重，那么黄金就会随之倾侧。所以用权变来治理国家，国力就昌盛，用常规方法来治理国家，国力就衰微。如今粮食在我国价格较高，在天下价格较低，那么诸侯国的粮食自己就会纷纷流入我国，就好像水从上往下流一样。所以价格高财物就会聚集，价格低财物就会散去。是轻重之术让财物随价格高低而聚集或散去的。我们及时掌握经济动态并采取不同措施应对，天下就会为我们所用。物品囤积价格就较高，物品发售价格就较低，散布得也就更多。钱币的价值高那么民众就拼命追求其中利益，钱币的价值低民众就把它弃而不用，所以钱币的价值高低需要调整到合乎平衡的数目为止。”

齐桓公问：“粮食，是人民维持生命的物品。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增长缓急的手段。号令比钱财重要，国家社稷比亲戚重要。为什么有这种说法？”管子回答道：“假如城池被攻破摧毁，那么社稷就无人祭祀，朝臣都将殉难无人存活。亲人死后，却没有殉葬的子女。这就是国家社稷比亲戚重要的道理。所以如果空有城池没有人，那就叫守废墟。如果有人但是没有兵器也没有粮食，那就叫和灾祸相伴。”

齐桓公问管子：“我听说以海内珍贵的物产为货币加以利用的方法有七种，可以跟我说说吗？”管子回答道：“利用阴山的礝和碈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燕国紫山的白金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发国、朝鲜国的有花纹的兽皮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汝水、汉水右岸要道上的黄金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江阳的珍珠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秦国明山的曾青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利用禺氏边山的玉为货币，这是一种方法。这就是所谓用少数控制多数，用狭小控制广大，天下的管理之道，都在于轻重权变之术。”

齐桓公问管子：“阴山的马具备驾乘能力的有上千匹。马的官价为一匹一万钱，金的官价为一斤一万钱。我有贮藏的黄金一千斤，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道：“请您告诉那些需要纳税的人，都用黄金来代替钱币交税，我们就有了四万黄金。这样就可以利用差价把一倍的黄金变为四倍。我们不用捏制泥坯、鼓动风炉来冶炼黄金，像这样让黄金价值上涨四倍，就可以得到黄金。珍珠采集于赤野的末光，黄金挖掘于汝水汉水右侧的要道，玉产自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都距离周有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到达艰难，所以先王会考虑它们的贵重程度并据此分别加以利用，把珠玉作为上等的货币，把黄金定作中等的货币，把刀、布定为下等的货币。先王调整中等货币的价值，来控制下等和上等货币的使用。百乘之国，以中间位置作为标准建立市场，东西南北各有五十里远。假如第一天决定计划，第二天装载完货物，第三天出境，第五天就可以回来。百乘之国与邻国的贸易，货物价格不超过五天就可以确定下来。百乘之国有耕田一万顷，有家一万户，有人口十万人，有能耕田的青壮男子一万人，有战车一百乘，有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以中间位置作为标准建立市场，东西南北各有一百五十多里远...

管子说：“单身的男人叫鳏，单身的女人叫寡，老了却没有子女的人叫独。君主应该查明如果有家庭子弟战死，父母成为‘独’，他们去世时君主就该负责安葬：葬衣三套，棺木三寸厚，乡里官吏监督办理丧事，安葬于公墓。假如死者是没有弟兄的独生子，君主在他们的父母活着时应该赐予他们匹马日耕所及面积的土地。这样，双亲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国出征就不会痛苦。君主应常年在城邑巡视，如果有劳动力和大家一样但是房屋比其他人好的，一定是良民，是努力耕作的人，应当用干肉两束、酒一石赏赐他们。身强力壮但是却终日游荡不作为的人，老人应该责备他们，是壮丁的就要发配去边关戍守。百姓没有基本资产的，应该贷给他们土地。这样一来，百事昌盛，国家没有留着力气不用和游手好闲之人。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的方法。”

上等农民可以养活五口人，中等农民可以养活四口人，下等农民可以养活三口人。上等妇女可以制作五个人的衣物，中等妇女可以制作四个人的衣物，下等妇女可以制作三个人的衣物。农民有日常耕种的作业，妇女有日常纺织的事务。一个农民不耕种，百姓中就会有因此受饿的人。一个妇女不纺织，百姓中就会有因此受寒的人。饥饿、寒冷，都是源于农桑耕织的疏忽，所以先王从一开始就重视劳作。收获是播种的两倍，百姓就会因为没有稠粥喝而卖掉他们的子女。收获是播种的三倍，百姓才可以负担起饮食所需。收获是播种的四倍，那么就可以周济乡里。收获是播种的五倍，那么就可以让粮食在市场上远近流通，死后可以得到安葬。如果收获达不到播种的两倍，君主又不停索取赋税，这样的话各种盗贼现象就会层出不穷，财产货物的流失就无法制止。用刑法惩戒，就会对国内人民造成伤害。物价的高低不进行调节，那么没有食物的百姓就无法得到治理，奴隶就不听使唤。君主失去他的民众，父亲失去他的子女，这就是亡国的方式。管子说：“《神农之道》说：‘一种粮食歉收，就减少了一种粮食，粮食的价格就会涨十倍。两种粮食歉收，就减少了两种粮食，粮食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