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法解

公布在板上的法，效法天地方位，模拟四时运行，以此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之，因此治道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之，以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生长的事，是文；收藏的事，则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效法这些，以实行法令，以为判断政事的道理。凡涉及法度之事，执行不可不公正，不公正则判断不公平，判断不公平则治事就不能完全合理，办事也就不能完全得当。治事不完全合理，那些疏远微贱的人，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兴办。功利事业不充分兴办国家就会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诉冤情，民间就会扰乱。因此说：“凡是将要成事的，一定要摆正‘天植’。”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近亲，也不会加害外人。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外人，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就没有冤案。没有被遗漏的功利事业，民间没有冤案，那么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通过风雨的情况来判明。因此说：“不要违背风雨情况，远近高下，各得其所。”

万物都尊天并以风雨为贵。之所以尊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上天的意旨的；之所以以风雨为贵，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是靠风吹雨润的。假如万物能离开天而改变接受意旨的对象，离开风而变更其仰赖吹动的对象，离开雨而变更其仰赖滋润的对象，那么也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如今君主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能树立威势并能推行政令。君主之所以能树立威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威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若使威势和财利不全部掌握在君主之手，而是有所分散的话，那么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其威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走向侵夺暴乱的道路。因此说：“这三个根本问题得到解决，君主才能掌控国家。”

趁夏天正是长养的季节，要审理刑赏大事，必须明确纲纪，陈述义理设立法规。要根据情理判断事情，心平气和，排除个人喜怒的影响。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因此说：“不能因为个人喜爱而进行奖赏，也不能因为个人愤怒而进行杀伐。以个人喜爱来进行奖赏，以个人愤怒来进行杀伐，怨恨就会出现，政令就会废弛。屡次下命令而不能实行，民心就会外叛，有外心的人结为党徒，祸患就会开始出现萌芽。众人的愤怒，少数人是难以控制的。”

冬天万物封闭收藏，所有的事情都停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趁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事情是先容易后困难，有的事情是开始不被注意而最终不可比拟；这常常是利处不能开发，事情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事情，人们就轻易对待它，人们轻易对待它，就一定受阻于难成的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事情，人们就轻易放弃它，人们轻易放弃它，就一定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屡次受困于难办的事，经常丧失不可比拟的功绩，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审视察看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能否成功，成功了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弊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能否成功，成功了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弊后果，就是所谓的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的人，他的事业不能成功，他的功绩不能树立。因此说：“推举所喜爱的一定要观察它所终结的，废除所厌恶的一定要考虑它所穷尽的。”

凡是君主，都想要让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没有礼义，那么社会等级秩序就会混乱，不同地位的人就会互相争夺。因此说：“要用赏赐嘉勉敦厚恭敬的人来进行表扬，要用俸禄富裕有功的人来进行鼓励，要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贤人来进行美誉。”

凡是做君主的，都希望百姓亲近而顺从己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能够胜任。就民众而言，不爱护民众就不会亲近君主，不亲近民众就不会信服君主，不教化引导民众就不会顺从君意。因此英明的君主会广泛爱护亲近民众，宣明教化引导民众，顺应他们的力量，促进其富足，爱惜其劳力，而不会去侵夺其农时，由此为他们提供便利。这样，民众就会亲近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而能够胜任了。因此说：“要广泛爱护而没有遗弃，才是君主的心胸。一定要先明顺教化，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才能胜利完成己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是治人，二是治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成功。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成功。事情不成功就意味着有所损伤，人不肯效力就意味着有怨恨。因此说：“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

所谓办事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来行事。所谓取用于人要用自己做比对，就是要考虑按恕道来行事。考虑恕道，就是与自己做对比，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因此说：“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因此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使用民力不可以过分。用财吝啬则民众反抗，过分使用民力则民众疲劳。”

为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分事情就不会成功，不成功而多次反复地去做，就叫作“劳”。用财于民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造成怨恨。用财而造怨，就叫作“费”。民众怨起而得不到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因此说：“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君主尚不觉悟，民众就要自己图谋造反了。”

凡是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准则。有法律但不公正，有制度但不明确，那么治政就会偏颇。治政偏颇国家就会混乱。因此说：“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言出必行，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只要明确，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

凡是民众，没有不厌恶刑罚而害怕犯罪的。因此君主要严加管教来警示他们，申明刑罚来惩戒他们。因此说：“对怠惰的人，要通过训斥来羞辱他们；对有过错的人，要通过处罚来惩戒他们；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来震慑他们。”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贤明的君主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那么国家就治理得好；昏庸的君主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立三器，因此国家就治理不好。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百姓。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即使不听法令仍可以安然存在，即使违犯禁律仍可以得到赦免，即使没有立功仍可以获得财富。国家有不听法令仍安然存在的情况，那么号令就不能使役臣下；有违犯禁律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那么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没有立功仍获得财富的情况，那么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使役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那么君主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的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不因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因为这六者废弃刑杀，也不因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因此说：“君主以法治国之心坚定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会内心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进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会遵照执行、顺令而动了。”

凡是君主，都保护着万民并拥有他们，管辖着众多部族并役使他们。因此把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盖万物而没有例外，其德行无所不在；地承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因此万物没有不生长繁育的。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因此民众没有不得到生计的。得到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因此说：“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对万物普施德泽；模仿后土，对万物没有偏心。”

日月的光明无所偏私，因而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圣人效法它们，来管辖万民，因此能够审慎明察，善行就没有遗漏，恶事也无所隐蔽。没有遗漏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赏罚准确，那么善行就得到鼓励，恶行就得到禁止。因此说：“以日月做检验。”

四时的运行，守信而且显著。圣人效法它，以役使万民，因而事功不失时机。因此说：“用四时作为辅助。”

对于民众，爱护他们，他们就亲近；给他们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贤明的君主谋划福利来招引他们，宣明爱护之意以使他们亲近。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虽归附却不亲近；只爱护而不给予利益，民众只亲近而不归附。爱护与施利兼行，就可做到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是使敌国四方边境都不能固守。因此说：“欲使众人喜悦，君主须爱护与施利同时施行。”

凡是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如果有所改变，民众利益如果被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众了。因此说：“获得民众拥护在于废除私心。”

虽然行使爱民和施利的德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如果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就不能使远方君主来朝见。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父子兄弟夫妻间的名分，整饬男女间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主有德大臣尽忠，父亲慈爱孩子孝顺，兄弟之间相敬相爱，礼义彰明显著。这样就会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因此说：“招徕远方的民众在于修治国内的德行。”

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不是说有了怨恨才去消除，而是要使管理的地区一般没有怨恨出现。凡是祸乱的发生，是因为出现埋怨；出现埋怨，是因为不依理行事。因此贤明的君主管理民众一定要遵循原则，役使他们一定要遵循道理，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积怨之心，也就没有怨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致陷于危险。因此说：“消除祸患在于消除怨恨。”

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有贤臣辅佐，就能君主地位尊崇，国家安定，人民得治；没有贤臣辅佐，就会君主地位卑微，国家危亡，人民叛乱。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大凡民众，没有不想要得到利益而厌恶危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会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崇也没有危险。因此说：“巩固尊崇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能说得上以自己所不利而惠泽他人的，是舜。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滨制陶，在雷泽打鱼，自己不获其利，反而把技艺教给百姓，百姓全都因此获利。这就是所谓能以己所不利惠泽他人。有所谓能以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伐商纣王，参战的士卒，每人都获得一个书社。攻入殷都之时，打开钜桥粮库，散发鹿台上的金钱，殷商老百姓高兴极了。这就是所谓能用自己没有的惠泽他人。

桓公对管子说：“您教寡人取法上天，与天同德，与天同德长久，就可以包容涵盖万物，如此则万物接受大命；教寡人取法大地的无私，无私即安稳牢固，大地无偏私，托载所有生灵，于是所有生灵都能生存繁殖；再教寡人参照日月，永远无私，永有光芒，无私地普照万物，这样世上的好坏也就无所隐蔽了。如此君子修身，做到无所喜好，无所嫌恶，就可以了吗？”管子回答：“不是。学习修身的人是为了自我改善，自我安顿。因而，真正的君子厌恶说人的不是，厌恶不忠诚而又妬恨，厌恶不能公正持论而有结党之称，厌恶不甘谦处下位却总是居高临下，厌恶不与他人亲和内心又放纵。这五条，真正的君子害怕自己出现相同的情况，而那些小人正因此而自我毁灭，又何况君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