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盗贼不胜 ,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 。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 ;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 ,不慕古,不留今 ,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盗贼得不到镇压,邪乱就不会停止。强者欺负弱者,多数压迫少数,这是社会所忧虑、民众所担心的事情。这种忧患得不到消除,民众就不能安居。民众不能安居,那么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对国家而言,没有比安定更大的利益,没有比动乱更大的祸害。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扬名,显耀于后世,就是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事迹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民众贪婪而行为险躁,而刑罚又太轻,罪过不被举报,就会助长淫乱而鼓励邪僻。这样做貌似有爱人之心,实际上却正好伤害了民众。这两方面是不能不了解的。盗贼不被镇压,良民就不安,法度禁令不能确立,奸邪就众多。所以做事没有比解决当前急务更紧急的,治国没有比轻重缓急安排适度更宝贵的。管制过于紧急,民众就会觉得紧迫,民众紧迫,就会出现困窘,民众困窘,生活就失去保障;管制过于宽缓,民众就会放纵,放纵则会产生淫僻,淫僻则会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为用。因此国家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因为管理力度没有适中。如果管理力度不适中,管理就难以进行。所以统治天下如何做到政策适中,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熟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是期待对人民有利罢了。所以他设定的政策恰如其分,不盲从古人,也不拘泥于今人,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习俗的更移而更移。因此治理民众的原则,没有比令人服从更重要的。令人服从,君道才能确立;君道确立,然后下面才会跟从;下面跟从,教化才能进行而又取得成效。如果民众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服从,就不能用礼义来教化他们。这些统治者都不可不体察。
夫盗贼不胜 [1] ,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 [2] 。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 [3] ;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 [4] ,不慕古,不留今 [5] ,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1] 盗贼不胜:犹言不胜盗贼。
[2] 得齐:适中。这里指政策缓急适中。
[3] 葆:保,依托。
[4] 位齐:制定政策适如其分。
[5] 留:滞留,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