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有名则治 ，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 ，先民与地则得矣 ，先贵与骄则失矣 。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 ，不可以不慎富 。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 ，慎富在务地 。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 ，器也；珠玉，末用也 。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
管子说：“道在天上，其表征是太阳；在人身上，就是心。”所以说，有了元气，便能获得生命，没有了元气，生命就会死亡，生命就是依靠元气而生存。有了名分的规制，国家就会安定；没有名分规制，国家就会混乱；国家政治安定就是依靠名分规制来实现的。枢言指出：爱惜民众，有利于民众，使民众增加财富，使民众得到安定，这四者都是从道产生出来的。想要成就帝王事业的君主，若能运用这四者，那天下便能安定治理、得到太平了。想要成就帝王事业的君主，就要分清事情的先后次序，明悉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做，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后头做，把百姓利益和土地生产放在首位就得天下；把高贵的尊位和骄奢自矜的权力放在首位就失天下。所以，先代圣王贵在善于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君主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如何使人得到尊贵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如何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如何使百姓富裕。谨慎地对待使人尊贵之事，在于如何举用圣贤人才；谨慎地对待民众安定的生活，在于如何设置官吏；谨慎地对待百姓致富之事，在于如何注重开发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君主威望的高低、地位的尊卑、权力的轻重，其关键处就在这三个方面，因此，不可不慎重处理。一个国家，总是会有珍宝，有器具，有财用。内外城郭、可凭借的险要地势以及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国家的珍宝；圣明贤才、智谋之策，可算作国家的器具；而珠宝玉器，仅居于末业，只有次等的用处，作国家的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国家的宝物器具而看轻珠玉财用，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
尹注曰：贵而不已则骄，骄而不已则亡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1] ；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 [2] 。有名则治 [3] ，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4]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 [5] ，先民与地则得矣 [6] ，先贵与骄则失矣 [7] 。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 [8] ，不可以不慎富 [9] 。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 [10] ，慎富在务地 [11] 。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 [12] ，器也；珠玉，末用也 [13] 。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
[1] 道之在天者，日也：太阳是道在天的表现。
[2] 生者以其气：生机依靠的是精气。气，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中，即谓物质本原。
[3] 名：名分。此指制度、规矩等。
[4] 四者道之出：以上所说的这四项内容都由“道”产生出来的。张佩纶《管子学》：此即《牧民》之“四欲”也。民恶忧劳，我佚乐之，即爱之也。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利之也。民恶贫贱，我富贵之，即益之也。民恶危坠，我存安之，即安之也。
[5] 审所先所后：分清事情的先后次序。审，明察，分清。
[6] 先民与地：把民众和土地放在前边。
骄：骄傲
尹注曰：贵而不已则骄，骄而不已则亡
[7] 贵：高贵
[8] 慎民：慎重对待百姓安定之事。
[9] 慎富：慎重地设法使百姓致富。富，使百姓致富。
[10] 置官：设置任命官吏。
[11] 务地：重视土地耕作，注重地利。
[12] 圣智：指圣明智慧者，即人才。圣，《尚书·洪范》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13] 末用：不重要的东西。又称末业，一般指工商业等，相对农业而言。